對這個就讀于北京市海淀區(qū)的一年級小學生來說，上學不遲到是好孩子的重要標準。
按時到校、認真聽課、完成作業(yè)和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可以讓董玥和同學們贏得老師獎勵的小豬卡。１０張小豬卡可以換得一張獎狀，５張獎狀則可以換得糖果和文具。
遲到和違反紀律的孩子面臨的不是言辭激烈的批評，而是扣除小豬卡——但他們?nèi)钥梢酝ㄟ^打掃衛(wèi)生或為班級貢獻洗手液等行為挽回損失。
盡管對父輩的榜樣雷鋒知之甚少，董玥心中并不缺少英雄。旅游歸來她對加拿大的評價是“好是好，但他們沒有姚明也沒有劉翔”。
出生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很多中國人在學生時代都曾響應號召學雷鋒做好事。他們或多或少地都曾希望自己能撿到錢包，或者送迷路的兒童回家。除了這個做好事不留名的解放軍，他們的偶像還包括為保護集體財產(chǎn)而犧牲的少年英雄劉文學。
退休教師劉明媚清楚地記得，上世紀８０年代，她的班上有近一半學生在命題作文中寫上學路上撿到錢包交給了老師。“同事知道后都開玩笑地問我是怎么處置那些錢包的。”
“那時候大家都窮，經(jīng)常有人到地里偷糧食。我們‘紅小兵’就主動幫生產(chǎn)隊夜里田間巡邏，抓小偷。”出生于上世紀５０年代末的馬曉芳說。盡管自己那時還是個孩子，馬曉芳說她一點不害怕，“我們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敢于同壞人壞事作斗爭”。
事實上，直到２００３年，中國的教育部門才刪除了《中、小學生守則》中鼓勵“敢于斗爭”的內(nèi)容，以避免青少年做出無謂的犧牲。
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問題研究專家普遍把中國兒童的成長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長的孩子的顯著特征是見義勇為、無私奉獻；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孩子是眼界開闊、自我中心；生于九十年代和２１世紀的孩子則表現(xiàn)為個性強、抱負多元化。
“今天的孩子生活在開放的、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在父母的話語體系中，更多說‘我們’，而他們的話語體系中，更多的是‘我’。”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云曉說。
在全球化的今天，董玥和她的同學們從幼兒園開始學習英語，讀國際暢銷的《神奇校車》《視覺大發(fā)現(xiàn)》和希爾弗斯坦的童書。
在學校，他們學到的除了課本知識，還有一些求生法則，如遇到火災和地震時如何安全逃生，以及獨自在家時如何保護自己。
和中國城市的學齡兒童一樣，董玥和同學們課余時間都忙于各類課外活動：學器樂、英語、畫畫和從事體育運動。
董玥４歲開始學習小提琴，如今已成為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父親董福海不無自豪地用女兒淘汰的５把琴裝飾客廳，“這讓全家人都很有成就感”。
中國自上世紀９０年代開始推行素質(zhì)教育，鼓勵學生全面發(fā)展，這與填鴨式的傳統(tǒng)教育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盡管一些家長為了培養(yǎng)孩子的興趣和特長疲于奔命，很大程度上犧牲了童年的快樂時光，但很多城市白領父母仍認為早期的潛能開發(fā)會讓孩子受益終生。
與父輩相比，今天的孩子知識面廣，職業(yè)理想也趨多元化。“我小時候最大的理想是當老師或司機，而我７歲的兒子說他想當生物學家，專攻大熊貓繁育的難題。”在北京一家私企供職的會計王樹梅說。
“現(xiàn)在的孩子可能不像父輩那樣能吃苦，但我們接觸的很多孩子都很懂事，他們積極參與各類活動，團結友愛，而且很有紀律性。”太原市虹橋小學書記常永秀說。
去年汶川地震后，不少孩子成為新時代的英雄和勇士，他們有的臨危不懼，機智勇敢地幫助同學脫險，有的被困多日，以驚人的毅力堅持等候救援。
“如果沒有災難的降臨，誰也不會相信那些孩子會是英雄。”孫云曉說，“這或許表明，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都存在著英雄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