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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社團組織迎來發(fā)展新契機
        發(fā)表時間: 2009-04-24來源:
         

          專家認為建設和諧社會將拉開發(fā)展社會團體的大幕

          就像25年前人們對是否要發(fā)展市場經濟依然誠惶誠恐一樣,今天,大陸各界對商會、協會及各種民間團體的開放力度、發(fā)展空間依然爭論不休,以至在行動上小心翼翼。

          在日前結束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黨中央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公報中稱:“必須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體制,整合社會管理資源,提高社會管理水平,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在服務中實施管理,在管理中體現服務。”

          文字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及協會、商會等民間團體,但從上述關于轉變政府管理職能的文字中,人們不難把握其間隱含的內容:政府將明確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因此而留下的巨大空間,將成為各種民間團體發(fā)展的沃土。

          河北大學中國鄉(xiāng)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認為,全會做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決定,將“拉開中國發(fā)展社會團體的大幕。”

          組織化程度越高執(zhí)政基礎越牢固

          “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太低了!”曾因向總理說實話而出名的李昌平,現在正把熱情放在了農村合作組織的研究上。李昌平表示,中國城鄉(xiāng)差距之所以越拉越大,問題的本質是農民權利的缺失,8億農民猶如散兵游勇,面對強大的政府和大企業(yè),要想保護自己的權力難比登天。“搞好新農村建設,就必須建立并依靠農民自有組織。”

          本月下旬,全國人大將第三次審議《農民專業(yè)合作社法》,這部確定了合作社法人地位,強調合作社農戶的獨立產權,建立“民辦、民管、民受益”治理結構的法律,被認為年底出臺的可能性很大。

          正如對民間社團組織的崛起是否會動搖黨的政權這一“敏感”問題的爭論一樣,農會組織一度也被視為是“洪水猛獸”。李昌平認為,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農民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執(zhí)政時期,都是最可靠的同盟軍,“農民組織化程度越高,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越牢固”。

          西方經驗表明,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應該是一個三元結構,在政府層面、公民(企業(yè))層面之間,還應該有覆蓋不同領域的民間團體存在,起到“平衡器”、“穩(wěn)壓閥”的作用。

          動員、團結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建設和諧社會,《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這一思路,可以理解成對這種三元結構的認可。

          商會的困惑

          然而時至今日,雖然各種類型的商會、協會在人們心中已經逐漸取得了基本的認同,但由于“一些部門跟不上中央精神”,還是缺乏應有的自主性。

          早在去年3月,確立行業(yè)協會商會法人地位的《關于促進行業(yè)協會商會改革與發(fā)展的若干意見》(征求意見稿)就已向全社會公布,但至今看不到出臺的希望。

          據全國工商聯最新的統(tǒng)計資料,目前有將近三分之一的行業(yè)商會在各級民政部門注冊登記(主要在2000年前登記),而三分之二的行業(yè)商會還沒有獨立法人資格,只能由工商聯組織成立或由其他部門成立后由工商聯聯系統(tǒng)管理,作為工商聯的二級機構存在。由于無法獲得獨立社團法人資格,這些行業(yè)商會在實際運作中面臨著許多障礙,如刻公章、銀行開戶以及開發(fā)票等都只能走“曲線救會”的辦法。即便那些已經社團注冊的“幸存者”,在年檢時也困難重重,而此后成立的行業(yè)商會卻隨時面臨被取締的危險。

          學者余暉認為,在轉型階段,我國對行業(yè)組織的扶持是積極的同時也是有限的。一方面,為了適應經濟領域的市場化發(fā)展,以及政府機構改革的需要,國家主動地推進社會領域的自治;另一方面,又要限制社會自治,協會只能做一些“拾遺補缺”的工作,同時要求其行為不得與政府相違背,“只許幫忙,不許添亂”。

          “在轉型時期,社團僅僅扮演政府助手的角色,實質性的參與和監(jiān)督功能則還沒有形成。”余暉說。

          第二次改革

          這種狀況注定不能持續(xù)。

          9月4日,溫家寶總理在“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推進政府管理創(chuàng)新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多年來,我們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目前的問題還很多:政府及其部門仍然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近幾年,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公開發(fā)表的講話中,或明或暗對協會商會等民間組織的發(fā)展多次予以肯定。

          在過去20多年中,我國市場經濟的框架已經基本確立,但為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如果說迄今為止的改革開放放活了一只手———開放市場,那么開放另一之手———開放社會、發(fā)展民間團體,已是當務之急。

          在香港,社會上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數以萬計,在民間團體工作的專業(yè)人員有3萬多人,年籌集資金100多億港元。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表達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利益,還為其代表的階層和群體提供關懷和服務,與此同時,民間團體從社會的不同角度向政府提供咨詢、建議和資訊,甚至直接替代政府提供這些服務。

          如果說,25年前以“經濟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開放是第一次改革;那么今日以“發(fā)展代表不同階層的民間組織”為內容的社會開放可謂第二次改革。但愿再過25年,當有人提出“要不要發(fā)展民間團體和公民社會”這樣的問題時,就像現在說“要不要發(fā)展民營經濟”一樣滑稽可笑。

        責任編輯:和諧中國網